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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娱乐场安卓版 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高校科技创新发展历程与改革成果

时间:2020-01-11 14:06:32    热度:1384

新东方娱乐场安卓版 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高校科技创新发展历程与改革成果

新东方娱乐场安卓版,摘 要:我国高校科技创新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有效推动了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强国战略的实施。通过对我国高校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70年历史的系统回顾与文献梳理,阐述了各个历史时期高校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代表性成果与突出贡献,总结了学苏联、学美国和中国特色发展三种模式及其基本特征。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高校科技创新成果显著,正在从技术范式、科学范式、工程范式走向会聚科学范式。服务于科技强国战略,我国高校未来应更加注重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双轮驱动,推动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保障科技创新活力。

关键词:高校科技创新;发展历程;改革成果;政策建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从破到立,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百废待兴、学科布局不均衡、科研成果少与科技着力点单一落后,日益发展为科技创新全面布局、高技术领域深入突破、学术研究成果丰硕、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的极具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和高校科技创新体制。1949年,我国的高校仅为205所,在校学生为116,504人,工科学生仅占学生总数的26%,毕业学生数为21,353人,专任教师数为16,059人,科技研究单位有40余个,截至1955年共设置249个学科门类。[1]根据2018年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高校已有2,663所,在校学生为2,831.03万人,毕业生为753.31万人,专任教师数为167.28万人,共有科研机构235个,设置的学科门类达587个。70年的快速发展使得高校成为了我国科学研究与科技人才培养的主体力量,推动着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知识与提供社会服务是我国高校的主要职能,推动着高校全面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各行各业持续输出高知识、高素质人才,在基础与高技术领域产出原始性的创新成果,与产业、政府开展高效率的合作,推广理论科研成果,并直接支撑经济社会发展。[2]

因此,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高校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演进脉络以及取得的重大科学研究成果、科学研究体制以及相关政策体系展开梳理具有深远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这既是对我国高校教育与科技体系改革的重要回顾,也是从制度主义和范式变革视角指导我国高校未来发展与改革走向。因此,本文主要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科学研究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体系是如何演进的”“促进我国高校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体系体制机制改革的政策体系是如何演化的”这三大关键问题进行梳理和总结。

我国高校科学研究成果的历史沿革与演进特征

1.我国高校科学研究成果的历史沿革

第一,新生时期(1949年—1955年)

新生时期,高校的院系调整使得自然科学专业设置较为集中,学科实力有了较快发展,进而在一些优势学科上有所产出。引入苏联的重工业技术,协同“一五”规划实施工业建设,着力填补国防和工科领域的空白,初步建立起我国的现代科技与工业体系。[3]但囿于科学研究机构同高校未形成较为紧密的整体,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数量相对较少。

第二,国家军备融合时期(1956年—1966年)

1956年—1966年,我国高校的科学研究进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发展的春天,“向科学进军”“以任务带学科”的号召推动尖端科技的成果产出。1964年,以激光发射、分子生物等为代表的第一批国家重点科学技术项目公开,钱学森、邓稼先等专家自主研发出原子弹和氢弹,科技方面解放思想,迅速崛起。

第三,“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76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尝试打破苏联模式的壁垒,集成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技术,开创本土特色的教育体系,但高校科学研究事业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蒙受重创。得益于之前研究的厚积薄发,研究成果上有所产出。

第四,恢复与方针调整时期(1977年—1984年)

1978年前后,“拨乱反正”使得高校的科学研究事业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逐渐恢复并重新稳健地发展。在此期间,我国高校的科学研究从基础研究为主转而面向国民经济,大规模从发达国家引入高新技术及设施,科学研究的学科重点布局与新兴技术发展有所改变,优秀成果层出不穷。

第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时期(1985年—1995年)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时期,由于经济体制的变革,高校的科学研究所需的经费问题逐步得到解决,经济和社会建设要求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政策上的支持给高校科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在此期间我国高校科学研究蓬勃发展。

第六,国家科研体制深化改革时期(1995年—2006年)

国家科研体制深化改革时期得益于经济的迅猛发展,高校的科学研究也呈现出骄人的发展势头。1997年起,面向21世纪的发展需求,启动实施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重点项目,跨越世纪前后成果产出极为丰富,各学科领域“百花齐放”。

第七,技术转移转化时期(2006年—2015年)

从2006年起,我国各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速度加快。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驱动和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新时期,我国高校科学研究成果呈井喷态势。2012年,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高校科技创新;2015年,“双一流”建设的新格局开启,在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过程中我国的科学研究成果不断增多。

第八,“双一流”建设时期(2015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校承担了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和重大科研任务,建设60%以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了60%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其中自然科学奖以及技术发明奖主要来自于高校。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促使国家对工程科技更为重视。为解决中美贸易的技术短板,高校积极突破关键技术,增强创新能力,在论文发表外更注重基础科学研究向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为科技自立贡献创新成果。我国高校部分代表性成果如表1所示:

表 1 我国高校代表性科学研究成果(1949年至今)①

自我国科学技术奖项设立以来,各个时期的科技成果获奖数量逐渐提升,我国科学研究事业迅猛发展,科学研究成果增长明显,其中以高校为主体参与的各项科学研究成果占据科学技术奖项的80%左右。1985年至今,各类科学技术奖项数量如表2所示:

表2 我国高校科学技术奖项数量(1985年至今)②

2.我国高校科学研究历史演进阶段及其模式总结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高校在国家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和科技创新政策变革的指导下,逐步从模仿式研究、跟踪式研究,逐步提高到并跑式、领跑式研究,强化做好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本职工作,有力地支撑了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新兴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第一,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高校科学研究发展—学苏联时期(1949年—1978年)

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三十年,可被总结为学苏联时期。在这个发展时期内,我国的高校科学研究大致经历了“恢复—探索—发展—摧残—再恢复”的历程。学苏联时期,我国高校科学研究的特色主要为服务于军事与工业、重视人才输送与专业技术科学教育。

1949年开始,我国高校的科学研究体制着手改革与重建工作,重点改变旧制度时期的分散化与私人性的研究,为国家的工业与军备行业培育急需的人才,科学研究的方向转为国家集中化与体系化。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坚持“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的发展方针,高校的科学研究获得一定发展。“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大力发展重工业,高校科学研究事业得到极大推动,自然科学事业被重视并解决了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难题,但掣肘于无专门的研究经费与仿照苏联的科学技术模式环境,少有影响极为突出的科研成果面世。1956年—1961年,我国相继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与高校科学技术委员会,召开10余次重大会议探索我国的科学研究体制。先后将原子能、喷气技术、火箭、造船等国防尖端专业作为我国科学研究重点[4]。1962年后,高校的科学研究被纳入国家规划,提出面向“四个现代化”服务。“文化大革命”让高校科学研究的大好局面被摧残,多数科学研究呈现出断崖式的研究停滞。1976年后,高校的科学研究迎来发展转机,迈上正轨。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为科学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生力军。这个时期,多次强调“高校是科研的重要方面军”与“科技与教育的内在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为高校科学研究事业营造了积极的政策环境,并推动探索科学研究体制改革。

学苏联时期我国高校科学研究与科技人才培养有三大特征:一是在人才培养上以培养“窄口径、专才型”工程师为目标,按照学历层次分层—分类—分阶段培养;二是在学科结构上以石油、机械、电力、土木、建筑为主的传统工程教育体系,面向国防发展;三是在产业结构上优先服务发展重工业。这一时期,我国高校初步建立起发展科学研究的基础设施、配套规章制度与管理程序,确立了高校科技方面军的地位。

第二,改革开放二十年高校科学研究发展—学美国时期(1978年—2015年)

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期的37年,可被总结为学美国时期。在这一发展时期内,我国的高校科学研究从恢复到稳步向前,按照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扎实布局,逐步完成目标。学美国时期,我国高校科学研究的特色为面向国民经济、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并重。

1978年开始,邓小平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谈话为科研工作人员与教师队伍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秩序。同年,教育部成立科学技术司,继续为高校的科学研究工作提供经费支持。1981年,学位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既满足高校培养高水平人才的需求,也推进了高校的科学研究发展。1979年—1981年,高校科技工作形成新发展思路,即“重点建设、调整布局”,面向国民经济发展,制定重点、基础与新技术三大发展规划。高校科学研究获取的支持不断增加,国家于1984年决定建设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正式建立。在之后的科学研究体制变革中,正式把高校放到我国科学研究的主体地位,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允许高校与其他单位合作、共同建设教育科学研究的联合体。设立国家教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培育科学研究的学科带头人,增加经费支持与建设科学研究基地逐渐落实。1995年,首次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就科学研究成果转移与转化问题,提出加强学科联合,多学科和技术的结合,建设一批综合性科学研究中心,扶植科技产业。1998年,教育部制定《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高校要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协同建设。2000年—2006年,高校的社会服务作用不断增强,高校科研成果加强与产业、研究院合作转化,推动成果走向产业化,此后国家日渐重视研究型大学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将高校成果转化纳入国家创新体系。2014年,中国特色大学制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核准了47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章程,拉开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我国研究生教育体系日益完善,既满足高端产业人才供给,也强力推动基础科学创新。2016年,中国正式加入《华盛顿协议》,标志着高等工程教育体系获得国际认可,实现了实质等效。

学美国时期我国高校科学研究与科技人才培养有三大特征:一是人才培养上以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工程科技人才为目标,基础科学理论能力与工程实践能力并重;二是学科结构上则完善工学门类与工科专业,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三是产业结构上则调整重工业结构,培育和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注重开展政产学研融合,科技成果加快向产业转化。

第三,21世纪初期以来高校科学研究发展—中国特色时期(2015年至今)

2015年至今,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建设,我国高校科学研究亦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可称为中国特色时期。这一时期,我国高校走向“双一流”建设,致力于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的培育,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有机结合。2015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战略决策被提出;2017年,“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公布,“双一流”建设正式实施,并要求加快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2017年,“复旦共识”的讨论推动新工科的建设,由此开展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全面改革。2018年,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公示,“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实施,探究中国特色人才培养体系方案。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我国高校科学研究与科技人才培养有三大特征:一是人才培养上以培养“全面发展和跨界融合”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贯彻终身教育理念,重视创新意识;二是学科结构上则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工程教育体系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系,推进学科交叉;三是产业结构上则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大高校的创新创业训练,科学研究全力推进成果转移转化。科学研究从“研”到“教”与“用”,培养了一大批创新拔尖人才,为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有生力量。中国科技创新正由依靠资本密集和劳动力投入转向自主创新和科技自立模式,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竞争局势和可持续发展困境。

我国高校科学研究体制机制变革与高等教育政策体系演进

1.新生时期(1949年—1955年)

新中国成立后,人才培养主要为国家建设与工业发展服务。高校进行院系调整,重视教育质量的提高,集中资源以培养和输送专业专门人才。在调整期间,效仿苏联的科学研究体系,建立一批独立于高校与企业的科学研究机构[5]。此时的科学研究体制将中国科学院作为最高级别的科学机构,负责制定科学规划与协调其他各机构的科学研究工作。以科学院为中心的科学研究体系将高校从科学研究事业中分离,难以有效发挥高校的科学技术研究作用,高校培养的人才不易直接参与到科技事业中,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的科研发展。

2.国家军备融合时期(1956年—1966年)

1956年—1966年,国家将高校建设的发展重点放在着力提高教育水平与教学质量[6]。高校的人才培养主要面向国防工程与关键技术领域。此时,我国的科学研究系统是由中国科学院、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高校和地方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在喷气技术、原子能、计算技术等领域进行人才培养的重点部署。1956年—1961年,国家领导人与高校负责人、教学研究人员就高校科学研究体系问题举办十余次大型会议,进行深入探索。1963年,高校科研队伍迎来发展的转折点,高校科学研究被纳入国家发展计划,此后高校的科学研究经费与人员编制问题逐步获得解决。

3.“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76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已进行积极探索的高校科学研究体系与人才培养方案被严重摧残。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科学研究体制被全面否定,已有的科研经费渠道被破坏,1970年教育部被撤销,一批高校被裁减合并,一批科学研究人员被下放,“两个估计”还将教师与科学研究人员的地位进行错误划分,高校科学研究事业遭遇极大损失。

4.恢复与方针调整时期(1977年—1984年)

计划经济的背景下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科技体制,科技成果转化完全由政府展开行动。1977年,在重点学科与科技、新技术发展上予以规划,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资助相结合,为科学研究体系和教育体制的变革做准备。此后,教育部成立科学技术司,并重新疏通高校科学研究经费获取渠道。

5.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时期(1985年—1995年)

1985年,教育体制与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人才的培养以面向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为导向,科技成果商品化速度加快,此后高校被纳入科技成果转化之中,高校科技成果管理制度化、固定化。科技人才的培养多元化发展,此时期博士后制度在我国确立,也逐渐建立起来继续教育制度和规范的留学教育政策。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陆续开展以火炬计划、星火计划与科技成果推广计划为代表的重大计划来推动高校科学研究的发展,这些计划除成果产出外,也培养了一批科技管理人才。在此阶段,高校除从国家获取资金支持外,也获得了企业的资金支持。1991年开始,科学技术委员会等机构不断深入讨论如何做大国家企业与产学研合作,推进 “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正式实施,逐步探索将科学技术研究与国民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之后,各地高校与政府纷纷响应,建立相关领导小组,“产学研”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6.国家科研体制深化改革时期(1995年—2006年)

1995年至21世纪初期,科技人才培养走向“以人为本”,着力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科学研究体系更为明确,三大科学研究及创新的主体—高校、科学院以及企业间的责任不断地划分清晰。1996年起,科技成果转化走向法制化,高校科研队伍的知识产权和产出成果得到保护,高校同各企业开展不同形式的合作,出现高新技术股份公司、大学科技园等形式,高校大规模地和企业共同建设研发中心。“211工程”“985工程”的推出扶持了高校的科学研究产业化以及成果转移转化。2005年实施的“653工程”则突出科技人才培养的实效性和分类规划,科技人才“干中学”,投身于科技项目之中。

7.技术转移转化时期(2006年—2015年)

技术转移转化时期,我国高校加大人才的国际化培养力度,以科技项目为载体培养与汇聚一流科技人才。人才与科研项目配套统筹,根据项目特点对科技人才分类和重点培养。科学研究同产业、研究院合作,在高新技术与基础研究领域开展创新活动,高校的社会服务作用加强,在成果转化与科技产业化进程中发挥独特作用,建立起同区域经济相适应的成果转化制度。

8.“双一流”建设时期(2015年至今)

“双一流”建设时期,科技人才培养聚焦于创新、应用与复合上,创新创业教育得到重视和加强。着力增大高校对科技产业升级的贡献,将科技成果同产业对接,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变,提高高校的科学研究驱动力。依托研究基地和科研项目,积极开展产学研的全新合作模式尝试,健全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与高等教育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体制与高等教育体制不断地进行变革,高校由与科学研究相分离到逐渐密切结合,发挥出科技方面军的重要作用,高校的科学研究体系通过一轮又一轮的改革激发活力,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作出了突出贡献。各个时期,有效促进我国高校科技和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会议与制度文件如表3所示:

表 3 我国高校科技创新与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会议与制度文件梳理(1949年至今)③

可持续提升我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性建议

1.我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进步显著,在技术范式—科学范式—工程范式—会聚科学范式演进过程中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工程科技强国道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家始终将科学研究事业放在重要的位置,高校科技方面军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在计划经济时期,采用“技术范式(学苏联模式)”,强调工程实践与专业技术学习,在国防工业和基础工程建设上产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才与建设成果。在市场经济时期,采用“科学范式(学美国模式)”,以科学基础理论与学科建设为重点,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产出的理论成果众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发展时期,强化“工程范式”,强调以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为基础,回归工程科技实践,追求理论与实践的平衡,大力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创新创业。在面向2035的“双一流”建设和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强调学科交叉和会聚创新的“会聚科学”范式将成为我国建设全球科技强国之路的重要方向。

2.注重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双轮驱动,深化推动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服务支撑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战略

应对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工业4.0时代”,高校须主动承接和服务我国的重大科技战略。发挥科技参与国家基地与重大科技研究计划及平台建设,通过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的转移推动产业对接,联合攻关创新需求,指向科技前沿发展方向改进人才培养模式,建设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高层次、复合型的科技人才、基础科学人才与拔尖创新人才,构建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的研究生培养体制,协同企业、科研机构拓展人才培养的意涵,扩大高等教育参与格局。通过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双轮驱动,突破发展困难与掌握核心技术,从而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3.以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全面推进高校科研管理和科技评价体系改革

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将创新融入体制之中,科技体制改革应为科技创新提供保障,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扩大高校科研自主权。高校则须结合自身职能特色与政策支持开展结构性的教育体制改革,建设科技创新良好环境与优化创新文化氛围。以高等教育与科技体系的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高校的科学研究组织和科技人才评价管理体系创新为着力点,结合高新技术创新各个阶段特征深入改革,构建分层分类、多元化的科技评估体系,建设兼具活力与实效的高校科研创新机制,从而推进我国由科技追赶转型发展为科技引领型国家。全面促进高校科学研究和创新成果可持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基础理论支撑和前沿科学技术。(作者单位:张炜,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周翔宇,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科学战略的组织模式研究(项目编号:l1724047)和《中国工程教育 2030》:战略走向与政策选择(项目编号:71750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表内成果收集来源于《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科技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公开的以高校为主体的科学研究成果,仅按学科领域列出部分代表性科学研究成果.

③表内文件均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文件与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入选会议和文件主要涉及科技创新与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计划财务司.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56-62.

[2]顾明远.教育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985-986.

[3]张柏春.中国技术:从发明到模仿,再走向创新[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9,34(1):22-31.

[4]张酉水,陈清龙.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科技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57-62.

[5]王文强.我国高校科学研究的公共性缺失及其应对策略研究[d].宁波:宁波大学,2017.

[6]常乔丽.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的演变机制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8.

[7]万钢.中国科技改革开放30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97-126.

[8]李均.新中国高等教育政策65年:嬗变与分析[j].大学教育科学,2015(2):79-87.

[9]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eb/ol].[2019-07-30].http://www.nosta.gov.cn/web/index.aspx.

《北京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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